倪宽与锄经堂的来历

倪宽与锄经堂的来历

倪宽（？——公元前103年），字仲文，西汉千乘郡人（今东营广饶县城西北十八里的倪家村）。

倪宽幼时聪明好学，但家中贫穷，上不起学。他就在当时的郡国学校伙房帮助做饭，以此求得学习的机会。他还时常被人家雇用做短工。每当下地干活的时候，他总是把经书挂在锄把上，休息时就认真诵读，细心研究。这就是至今为人们传颂的“带经而锄”的故事。也正因为这个故事，倪宽的后裔多把倪家祠堂的堂号取为“锄经堂”，也用相同含义的“经锄堂”、“带经堂”、“宝经堂”。由于他勤学好问，得到了西汉著名学者、今文《尚书》《欧阳学》的开创者欧阳生的身传亲授。后来又受业于孔子后裔、西汉经学博士孔安国。所以在经学、特别是《尚书》研究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诣，被当时的郡国选诣为博士。

后来，倪宽通过答辩考试（即射策），做了掌握礼乐制度的“掌故”（官名）。不久，补为“廷尉文学卒史”（协助廷尉办理文字的官）。这时，张汤为廷尉，主管刑狱。张汤刑法残酷，素有酷吏之称，所用之人，都是些善于施用严法酷刑的人。倪宽为人温良清廉，擅长文学，不善于动武，所以，在廷尉府以不熟悉刑律为名，不被重用，被派到北地管理畜牧数年。由于他勤恳从事，牛羊大为蕃息。回廷尉府送回报材料（畜薄）时，正直廷尉府有疑案未决，几次奏报，均被汉武帝驳回。主办奏报的人甚为恐慌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倪宽知道了，便为他重新写了奏章。写完后，读给大家听，都很佩服。有人将这件事告诉了张汤，张汤大为惊疑，便亲自召见倪宽谈话，非常惊奇他的才能。倪宽写的奏章送上去后，立刻得到汉武帝的批复。第二天，张汤见到汉武帝，汉武帝问：“这次的奏章不是一般俗吏所能写出来的，是谁的手笔？”张汤说：“是倪宽所写。”汉武帝说：“我早就听说过这个人。”于是张汤提拔倪宽为奏谳（音ǐan）椽（音chuan）（专门起草奏章的官）。倪宽在廷尉府，说服张汤和廷尉府官吏，学习经学，按照《尚书》中《尧典》、《瞬典》的教义来治理狱讼，成绩卓著，非常得张汤的器重。

汉武帝元狩三年（公元前120年）张汤做了御史大夫，推荐倪宽为侍御史，掌握纠察举荐官吏之权。汉武帝召见倪宽，让他讲论“经学”。倪宽引经据典，把《尚书》中的《尧典》《瞬典》讲得非常精辟、透彻。汉武帝大悦，提升他为中大夫，专管朝廷议论之事。

元鼎四年（公元前113年）倪宽迁升为“左内史”之职。左内史，相当于后来的京兆尹，负责治理京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民政。倪宽在任期间，以儒家道德教化民众，采取措施奖励农业、缓刑罚，重新清理狱讼，选用仁厚之士，体察民情，做事讲究事实求是，不务虚名。因此，深得关中地区民众拥戴。关中地区，秦时修建了郑国渠，两岸农民深得灌溉之利，土地肥沃，田赋是第一等的，是汉朝赋税的重要来源之一。倪宽了解到，郑国渠上游南岸高卯之田仍然十年九旱。汉朝初年，这里“百亩之收，不过百石”，仍有一部分人民衣食不足。倪宽首倡开凿六辅渠。得到汉武帝的同意后，倪宽征发民工，在郑国渠上修筑了六条渠道，史称“六辅渠”，使两岸高卯之地得到灌溉，原来的郑国渠发挥了更大的效益。为了做到避免纠纷、合理用水、上下游兼顾，又制定和颁布了“水令”，使人民按令用水，上下相安。很快使关中地区出现农业丰收，经济繁荣的局面。倪宽关心民间疾苦，收租税时，对一些丰歉不同的地区和农户进行适当调整，对一些贫弱户和因故不能及时缴纳的可以延缓和减免，因而赋税征收速度较慢。后来，因军务用粮紧急，有令发至左内史，赋税纳公粮。于是，大户赶牛套车，小户肩挑背负，交粮路上人车连绵不绝。结果，赋税任务不但没有落后，反而成为完成最快最好的。汉武帝愈加惊奇倪宽的才能。